哈佛大學的一年 張忠謀
【選文】
九月下旬哈佛開學，開學前幾天就可遷入宿舍，我第一天就搬進去了。哈佛一年級學生住在哈佛園[1]周圍的幾十棟宿舍裡，每棟可住近百人，這些宿舍都是一百多年的老建築，雖老舊，但房間很寬敞，通常兩人一間，如果要申請單人宿舍也可以，但單人間不多，即使申請也不見得分配的到，且宿舍費較貴。三叔早就囑我住雙人間，可以多與同學接觸，所以我也沒有申請單人間。申請雙人間時，因為我不認識任何同學，只好讓學校派室友，後來發現大部分的同學情形都和我一樣。
我的房間在三樓，我搬入時室友還未到，但二樓有一位同學也正在搬入，我們就談了起來了。他的名字叫柏曼，家就住在波士頓近郊，父親是中學英文教師，他本人也預備步父親後塵讀文學。我們搬完行李後，一起到附近咖啡館吃三明治，談得非常投機。當天晚上他就說他也不認識他的室友，覺得和我很投契，建議我們臨時申請為室友。我婉拒了這個邀請，因為我不願意得罪尚未見面的室友，也覺得他的邀請相當唐突。但後來柏曼和我卻成為我此後幾年後的莫逆之交，我在寒假時到他家去，他們有一棟小小可愛的房子，他的父母親是和善的長者，他的弟弟是很有禮貌的年輕人，家庭中充滿著溫暖。我也帶柏曼去三叔家，介紹我的「家」給他。我後來轉學麻省理工學院，但仍常常和柏曼見面。我結婚時，柏曼是我的男儐相，他的全家都來參加我的婚禮，直至我們都畢業才音信漸疏。
進入哈佛之前，我不認識什麼美國朋友。過去我對美國人的認知可說全從書本上得來。一般書上的說法總是以為美國人熱情、直率，但不容易與他們有深交。但我與第一個美國朋友柏曼就立刻突破了這個窠臼。此後幾十年中，我認識許多很要好的美國朋友，近十幾年在台灣當然也認識了許多投契的台灣朋友。我想，友情的形成與維持在世界各國都一樣，只要能「以誠相待」，不怕沒有朋友。
我的室友名叫辛克萊，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，家住紐約。辛克萊想攻人類學，他喜歡運動，長得很帥，開學不久就交了一大堆女朋友；後來辛克萊也成了我的好友。他常邀我一起去看球賽、參加舞會，有時還介紹女友給我。我也常邀他去聽音樂會或演講會、辯論會等。無論是我和他一起去看球賽或去舞會，或是他和我去聽音樂會或演說，結果都是很愉快。
同宿舍的同學在開學前後幾天陸續遷入，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，我認識了近百個文化不同、背景各異但興趣相似的年輕人，其中有好幾位成為我在哈佛那一年的好友。在近百個同學中，並無一人因我是黃種人而敵視，當然也有幾個人對我冷漠，但他們通常對每個人都冷漠。我入學前對「種族歧視」的恐懼，在入學後很快地就化解了。
一九四九年哈佛一年級新生共一千一百餘名。其中外國人與少數民族如下：美籍黑人一名，外國學生共十四名，其中來自中美洲八人，來自歐洲三人，來自亞洲二人（除了我，有一位日本人）。所以這一班幾乎是清一色的白種美國人。他們的興趣涵蓋很廣，在我同舍中，有物理、數學、化學、人類學、政治、經濟、醫學、外交等系學生，我似乎是唯一要學工程的一年級生。當輪流講自己的志願時，我說我想學工程，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問：「那你為什麼不去麻省理工學院呢？」
開學時就要選功課。哈佛學生的通常負擔是四門，最多不能超過六門。三叔說我可以讀五門。一年級是「通識教育」，也就是說，只有三門可以選專修領域，其餘必須在專修領域以外。還有另一項規定，英文是外國學生的必修課。美國學生則可參加英文考試，如及格就可以不必選英文。事實上，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國學生都沒有及格，也只得選英文，所以英文是一年級最大的班。
我的五門功課內，四門其實已定了。三門是理工專修課程，我選了物理、數學和化學，第四門是英文。第五門呢？我去找外國學生導師。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中年教授，隨便翻了翻課程目錄，目光停在人文學類說：「人文學是西洋文化歷史的介紹，應該對你很有意義。」我第一年的五門課便選定了。
開學後很快就發現了這五門功課的難易。南洋模範中學的數理水準很高，而且在我輟學的近一年中，隨時在溫習數理，所以數學、物裡對我不難。化學一直不是我所喜歡的功課，但南模的準備也使我足有能力應付。
英文呢？我在香港念小學時就讀英文，以後也一直沒停過，我的英文程度應該說是在國內中學畢業生的平均水準之上，但是一直到十八歲，只有在學校上英文課才用到英文。到美國時，英文會話只能勉強應付；寫作方面，雖然懂得的文法比一般美國人多，但實際寫信或作文，絕對沒有美國中學畢業生那麼流暢，所以我開始上英文課時，抱有相當的畏懼感。後來的發展卻相當意外。我們的教材主要擷取於近代文學（美國文豪海明威[2]的著作尤為講師所喜好，我後來也成為一個海明威迷），也常讀具文學價值的政治文獻，例如林肯、羅斯福總統、邱吉爾首相的演說等。我從小就感受中國文字的魅力，在哈佛短短的一年中，竟對英文也產生了同樣的喜愛，只短短幾個月，對英文課的態度就從開始的不安，轉變成喜好。非但把講師指定的閱讀資料都讀了，而且一有時間就看一般推崇的近代英文文學、哲學、政治、經濟著作。哈佛一年中，我的閱讀之多與廣是後來一直不及的。我讀了海明威、費茲傑羅、高爾斯夫思、辛克萊‧路易斯、珍‧奧斯汀、莎士比亞、蕭伯納的作品、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、近代美國總統的著名演說、美國歷史、威爾斯的世界史、好幾本關於中國的英文著作，還涉獵幾部古典巨著，如吉朋的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[3]，亞當‧史密斯的《國富論》[4]，甚至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[5]。除了這些巨著外，我訂了兩份報紙：「紐約時報」和在波士頓出版的《基督教論壇報》，還有《時代》雜誌。
刺激我一頭栽進英文熱的另一個因素，是開學時外國學生導師不經意地替我選的人文課程。開學前我只從課程目錄知道這是一門介紹西洋文化演變的功課，但開學第一天就得到了一個大震撼，原來它以介紹古典名著、進而了解時代背景的方式介紹西洋文化演進。上課第一天，教授說明全學年的教材：以西元前八百年希臘詩人荷馬的《伊里亞德》[6]始，接著讀羅馬詩人路克利沙、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密爾頓的《失樂園》[7]。第二學期以莎士比亞劇本開始，然後讀十七世紀愛爾蘭作家史越夫的《格列佛遊記》[8]，最後是蕭伯納的劇本。「如果還有時間，也許可以看看近代的著作。」在下課前，他很輕鬆地交待：「下堂課前（兩天後），你們可把《伊里亞德》的前五章看一遍。」
當然我立刻就去買了一本《伊里亞德》，立刻就開始讀，但是，天啊！以我那時的英文程度讀希臘古詩的滋味，我想大概和一個僅通日常中文的外國人讀《詩經》一樣。那天下午和晚上，我花了好幾小時，查了字典不少次，總算讀完了《伊里亞德》第一章。更令人氣餒的是，這班同學大部份都是文科專長，對《伊里亞德》並不陌生，許多人從前多多少少看過此書。柏曼是這班同學，他就讀過全部《伊里亞德》，與他們競爭，我顯然處很大的弱勢。此後幾個，人文課雖只是我五門功課之一課，但我投入的時間與用功的程度至少相當於別的兩門功課。
這樣持續了幾個月苦功，漸漸地，我對英文古文不再感到那麼生澀，而且竟然感覺有趣了。第二學期開始時，我已把莎翁的劇本視為一個樂趣，後來讀蕭伯納的劇本更覺趣味盎然。即使開學時視為畏途的《伊里亞德》，後來重讀也覺得裡面的希臘神話富饒意味，有些神話故事至今還在腦海裡。最近有一次與一位美國人做商業交涉，我引用希臘女神卡姍德拉的話，他會後問我怎麼會熟悉希臘神話？我說這是幾十年前讀荷馬的結果。他大為驚奇說，現在連美國人都很少讀荷馬，想不到讓中國人領先了。
哈佛這一年，我的數、理、化只能說是「循序漸進」，但英文學習，卻有突破性的進步。以閱讀而言，英文課使我接觸了近代著作的領域，人文學課又同時把我引入了古典著作的堂奧。課外閱讀則包括許多重要書報雜誌。以寫作而言，英文課每星期要寫一篇短文，每學期要寫一篇長文，人文課也不斷地要寫報告與論文。以會話而言，這一年中除了週末去三叔家時說的中國話，平常說的、聽的都是英文。這一年中，視、聽、言、作各種外在表達無一不是英文的世界，英文也漸漸代替中文，成為我內在思想的語言。
學習英文的經驗使我了解到，年紀愈輕，學習新的語言愈容易。我六歲到香港，開始學廣東話，後來講得和廣東小孩一樣流利。十二歲到重慶，又重新學國語，也覺得非常容易。十八歲到美國，對學新語言來說已是不小的年紀，必須有一個特別的環境和特別的努力才能學好。哈佛正是這一個特別的環境，而這環境又促使我主動的努力。經過哈佛一年的訓練，英文已成為我的主語，我以英文思想，也最能以英文表達。一直到我來台灣工作，才又有必要把主語轉移為中文。但是我來台灣時已逾中年，主語轉移的過程也就更難。雖然小時的根基尚在，但還是經過好幾年的努力，最近幾年才又開始以中文思想，以中文自然表達。要自由使用一種文字，須持續不斷的努力；甚至今天親筆寫此書，目的之一也是在鍛鍊自己的中文能力。
除了語文上的大進步外，哈佛也消滅了我與美國人之間的距離。這一年中，我只有美國朋友；到哈佛時，我是一個畏怯的外國青年，視美國人為異族，更怯於與他們結交，深怕講錯話，也深怕被歧視。一年以後，我已很自然的和他們相處，可以說沒有什麼種族、國籍的隔閡了。
哈佛同學的優良和多元化，是我在短短一年中消除和美國人做朋友的障礙的主要原因。如果當年我是去一個普通美國大學，我相信大一學生的興趣大部份侷限於運動和社交上。哈佛學生卻有許多不同興趣，我的室友之中有對音樂有修養而且預備學音樂的同學，可以和我一起去聽交響樂、觀歌劇；有學建築或藝術的同學，和我一起逛波士頓的博物館；有學政治的同學，常常找我討論今後中共的趨勢；有學物理的高材生，可以指點我物理、數學上的疑難；我的室友辛克萊帶我去看籃球和冰上曲棍球賽，還告訴我交女友的習俗；更有我的好友柏曼，和我的興趣一樣廣泛，可以和我談天說地，並且是我的文學嚮導。我到美國的第一年就有這樣的風雲際會，實在是很幸運的。第二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後，就發現學生特質和哈佛很不同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更用功，但較拘謹，很少予人才華洋溢的感覺，而且興趣較狹窄。較諸哈佛，麻省理工實在是一個相當乏味的學校。
在哈佛過了興奮、刺激但又有紀律的一年。除了有一個週末乘火車去紐約訪友外，我都住在宿舍裡，也在學校包飯。包飯每週供應六天，星期日就自己料理。記得那時的膳食費攤下來每天二美元，吃得很好。在那個時代，大家還沒有膽固醇、脂肪等顧慮，所以雞蛋、牛奶、黃油、牛排都被認為是健康的食物。我們就在哈佛園裡面的飯廳用餐，自己領了食物後圍在一條條長桌旁邊，輕鬆的談笑用餐。飯廳的秩序井井有條，晚餐還必須穿上裝、打領帶。
每天白天的時間幾乎都花在上課、讀書。白天宿舍很安靜，可以在房間讀書，晚餐後開始熱鬧，要讀書最好去圖書館；如果回宿舍就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聊天和討論，課外活動也大多在晚餐後進行。我買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季票，每週有一個晚上可以聆聽這舉世聞名的樂隊。波士頓是美國的文化城，很多著名的音樂家常到此表演。在那一年中，我去聽了不少演出：鋼琴家魯賓斯坦[9]和霍洛維茲[10]、小提琴家海飛茲[11]、男高音納爾遜愛迪，這些都是我在上海就聽過唱片的音樂家，現在可以在現場聽他們表演。除了音樂，我也去欣賞芭蕾舞與戲劇。戲劇中最令我感到扣人心弦的是「推銷員之死」[12]，看了後好幾天不能忘懷主角悲慘的命運，以及造成這悲慘命運的社會環境。我也欣賞蕭伯納的「人與超人」[13]，我去看的那一場演出沒有布景，只有四名演員穿了大禮服在台上讀台詞，但是極賣座，演出時，可容納幾千人的戲院都擠滿了。我事先讀劇本，以便可以充份欣賞演員的演技與戲劇氣氛。蕭翁的不朽劇本被這幾位演員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他們唸詞清晰無比，有時慷慨激昂，有時相互竊竊私語；無論個人技巧，或互相配合，都是精彩的上乘之作，留給我的印象至今猶在。
演講會、辯論會也常有機會參加。那時中共剛占領大陸，「中國問題」是很熱門的話題，也常是演講會和辯論會的主題。演講會主講者包括學校教授、外來學者或政治人物。美國國會議員每以被哈佛學生團體邀請為榮，常應邀來演說。辯論會大體由政治系教授主持，而以學生為辯論者。學生辯論雖偶有稚氣，但一般水準很高。
有了這麼豐盛的智慧和心靈生活，實在沒有時間講求體育。但是哈佛規定：大一學生必須有一項運動專長，而且必須在學年結束前通過游泳考試，所以不會游泳的人都選擇游泳為他們的運動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每個星期六，我去游泳池報到，學習游泳一小時。許多同學都很快地學會，通過了游泳考試，接著選擇另一項他們更喜歡的運動。但是拙於運動的我，游泳竟是那麼的難！我每星期去練習一小時，游泳班的人越來越少，教練也越來越不耐煩。到我終於通過一百公尺游泳考試時，教練如釋重負，誠摯地恭喜我。我及格後，游泳班只剩下一位同學，當我對哈佛游泳池做最後一瞥時，只見他手舞足蹈地在水中掙扎。
一年在興奮又忙碌地探索新奇中很快地過去。學年終，我的物理、數學和英文得Ａ，化學和人文學得Ｂ。那時學校給分完全採競爭制，每班一○％的學生得Ａ，二五％得Ｂ，五○％得Ｃ，其餘得Ｄ或Ｅ；所以我的三Ａ二Ｂ把我放在全年級的前一○％內。
正如文豪海明威形容巴黎為「可帶走的盛宴」[14]，我也如此形容哈佛一年。自此以後，我經歷麻省理工、就業、入史丹佛攻讀博士、在德州儀器公司工作各個階段，但是我無論到何處，作何事，我隨身帶著這個「盛宴」，也隨時享受了這「盛宴」給予我的知識、興趣和體會。甚至幾十年後來台灣，即使時地的變遷令人有恍如他世之感，但是這個「盛宴」仍不失其新鮮，我彷彿仍置身於豐富多變、精緻迷人的氣氛中。
【作者與賞析】
張忠謀(1931-)，出生於浙江鄞縣。1949年赴美，進入哈佛大學，第二年，轉學至麻省理工學院，1953年獲碩士學位，1964年獲史丹佛大學博士學位。畢業後，歷任德州儀器公司、通用器材公司，1985年來台擔任工研院院長，1986年，創辦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」，帶領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，貢獻卓著。目前擔任台積電董事長，繼續在半導體產業引領潮流。
本文選自《張忠謀自傳(上)》第二章〈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〉，標題為編者所加。全文主要是描寫作者在1949年負笈美國，在哈佛大學的學習，張忠謀在哈佛的學習非常廣泛：嚴謹的課程、豐富的文藝活動、同儕的交流等。在心態上，作者原來是惴惴不安的，後來，同學的親善化解了他的疑慮，也改變他對美國人的刻板認知。就在這樣友善和樂的氣氛中，張忠謀展開他全方位的學習，課程方面，他修五門課：物理、數學與化學都是他拿手的科目；英文課雖有難度，老師帶領大家閱讀美國近代文學的課程設計，讓張忠謀一頭栽進廣闊的英美文學天地；人文學是導師幫他挑選的，教師以西洋古典名著的閱讀為主軸，讓張忠謀一開始非常挫折，然而，經歷數個月的努力，他不但讀完《伊里亞德》，也對後來的莎士比亞與蕭伯納的劇本感到興味盎然。整個學習的重點反而聚焦在人文學，作者的英文以及對西洋文化的認識都獲得突破性的發展。在課外活動方面，作者善用波士頓的文藝資源，聆賞音樂、戲劇與芭蕾舞。此外，還有演講會、辯論會。在同儕互動方面，哈佛同學人才濟濟，大家一起生活，彼此策勵，形成非常良好的互動，也營造了良性的學習環境。
最後，作者總結這一年的學習，他借用海明威對巴黎的稱讚：「可帶走的盛宴」，強調哈佛對他一生深遠的影響。
【問題與討論】
一、張忠謀如何與同學互動？有哪些方式、原則？
二、張忠謀在哈佛修習什麼課程？他從中獲得什麼？
三、為什麼張忠謀說在哈佛的一年是他一生中「可帶走的盛宴」？
四、你將如何安排大學生活？
【延伸閱讀】
一、海明威著，成寒譯：《流動的盛宴》，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1999。
二、吳大猷：《回憶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77。
三、江才健：《吳健雄傳》，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社，1996。
[1] 哈佛園：Harvard Yard，哈佛大學所在地。
[2] 海明威：Ernest Miller Hemingway（1899－1961），美國作家，被認為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，著有《老人與海》、《戰地春夢》等書，1954年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
[3]羅馬帝國衰亡史：英國18世紀歷史學家愛德華·吉本（Edward Gibbon ）的一部巨著，被認為是第一部「現代」歷史著作，共有六卷。
[4]國富論：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‧史密斯（Adam Smith）所著，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，後來的經濟學家基本是沿著他的方法分析經濟發展規律的，這部著作也奠定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。
[5]資本論：德國卡爾．馬克思（Karl Heinrich Marx）所著，透由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，找出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，為現代工人運動提供科學的依據，被共產主義與社會運動者奉為經典，影響深遠。
[6]伊里亞德：古希臘詩人荷馬的敘事史詩，是重要的古希臘文學作品，與《奧德賽》同為西方的經典之一，約完成於西元前750年左右。
[7]失樂園：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·密爾頓（John Milton）以舊約聖經創世紀為題目於1667年創作的史詩。內容主要是描述墮落天使路西法（撒但）從對神的反叛失敗後再重新振作，他對人間的嫉妒，以及他運用他的謀略化身為蛇，引誘亞當和夏娃違反神的禁令偷嘗智慧樹的果實，導致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。
[8]格列佛遊記：英國諷刺作家喬納森·史越夫（Jonathan Swift）創作之小說。作者以外科醫師萊繆爾·格列佛（Lemuel Gulliver）之筆，透過一系列奇妙文化之旅對當代的科學家及政客進行辛辣的嘲諷，揭示人類的劣根性。
[9] 魯賓斯坦：阿圖爾·魯賓斯坦（Arthur Rubinstein，1887-1982）波蘭人，擅長詮釋蕭邦的作品，是20世紀最傑出，也是藝術生命最長的鋼琴家之一。
[10] 霍洛維茲：弗拉基米爾·薩莫伊洛維奇·霍羅威茨（Vladimir Samoylovich Horowitz， 1903－1989），俄國人，後來定居美國，是20世紀最重要得鋼琴家之一，曾獲24座葛萊美獎。
[11] 海飛茲：雅沙·海飛茲（Jascha Heifetz，1901－1987），俄裔美籍小提琴家，20世紀最偉大的小提琴家之一。他以幹練、快速而著稱，作風霸氣而恢宏，技巧驚人而精確。他的舞台形象給人冷峻的感覺，特別是當他展現炫技作品的時候，冷靜乾脆地掌握每一刻凝聚的音符，牽動著觀眾每根神經。
[12] 推銷員之死：美國劇作家亞瑟·米勒（Arthur Asher Miller，1915－2005）的劇本，完成於1949年，是一部相當具有影響力的二十世紀戲劇。這部劇作被視為是一場對在資本主義下的美國夢相當嚴苛的批評，《推銷員之死》在演出之後大受好評，贏得了1949年的普立茲獎。
[13] 蕭伯納：喬治．蕭伯納（George Bernard Shaw，1856－1950），愛爾蘭劇作家，1925年「因為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」而獲諾貝爾文學獎，作品有《人與超人》、《賣花女》。
[14] 可帶走的盛宴：《可帶走的盛宴》（A Moveable Feast），美國大文豪海明威於1957年在古巴所寫，追記他於1921~1926年間在巴黎的那段物質艱苦、心靈豐富歲月的回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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